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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引發的合同履行困難如何定性與處理

來源:中倫視界 作者:王維眾 嚴靜安 楊通梅 人氣: 發布時間:2020-02-03
摘要:當前,由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擴散,政府采取疫情防控措施,不少企業面臨合同履行困難,甚至履行不能(統稱履行困難),可能引發合同違約。在疫情防控時期,企業如何處理合同履行困難?已經造成的損失如何分擔?企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減少損失?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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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由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擴散,政府采取疫情防控措施,不少企業面臨合同履行困難,甚至履行不能(統稱“履行困難”),可能引發合同違約。在疫情防控時期,企業如何處理合同履行困難?已經造成的損失如何分擔?企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減少損失?本文詳解相關法律法規和案例,希望對相關企業有所幫助。

  1、影響:企業可能面臨合同違約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擴散,中國社會在2020年春節假期之際進入全面抗擊疫情階段。

  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武漢開始封城。截止目前,全國多個城市已經采取了封路、限行、停止運營相關列次巴士、火車和航班等交通管制措施。

  為有效減少人員聚集,阻斷疫情傳播,國務院發布通知,將2020年春節假期延長至2月2日。隨后,全國多個省市陸續發布通知,要求各類企業不早于2月9日復工,涉及保障城市運行、疫情防控、群眾生活及其它重要國計民生的相關企業除外。

  隨著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斷升級,不少企業都面臨合同履行困難,例如生產無法進行,貨物無法交付,建設工程工期無法完成等,引發系列合同糾紛。

  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構成了“全球突發衛生事件”。同時,國際社會為應對此次中國肺炎疫情,也已經或即將采取不同程度的應對措施。這些都將對中國的出口和國際貿易造成嚴重影響,可能引發不少國際貿易糾紛。

  2、處理:區分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

  在疫情防控并未影響合同履行時,合同當然繼續有效,當事人應當恪守契約精神,采用靈活的方式繼續履行合同。但是,在疫情防控導致合同履行困難甚至履行不能時,能否適用不可抗力或情勢變更原則予以免責或者減輕責任?能否主張變更或解除合同?合同雙方的責任如何分擔?

  首先來看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的定義。“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1]。“情勢變更”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觀情況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2]情勢變更致使合同履行的基礎喪失或發生動搖,若繼續維持合同的原有效力,則對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

  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都基于“無法預見”的客觀情況,但二者在適用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區別。《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同時,《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明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對于情勢變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公平原則,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可見,不可抗力和情勢變更導致的后果和責任承擔方式均有所不同。

  理論認為,二者的差別主要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不可抗力已構成履行不能,而情勢變更仍屬可能履行,只是履行極為困難并導致顯失公平;(二)不可抗力屬于法定免責事由,法院對于是否免責無裁量余地,情勢變更不是法定免責事由,當事人享有變更或解除合同的請求權,法院對此有公平裁量權;(三)不可抗力的效力當然發生,情勢變更的效力非當然發生,需由人民法院根據公平原則,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合同;(四)情勢變更是從合同效力出發,主要解決合同是否繼續履行,而不可抗力是從違約出發,主要解決責任承擔問題。

  在適用方面,清華大學崔建遠教授認為“不可抗力的發生未影響到合同履行時,不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時,……在我國合同法上發生合同解除,……亦不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不可抗力導致合同履行十分困難,但尚未達到不能的程度,若按合同規定履行就顯失公平,方適用情勢變更原則。”[3]

  由此可見,因疫情防控導致合同履行出現困難,當事人究竟如何處理,需要根據個案而定,充分結合個案的實際情況,確定合同應繼續履行還是變更或解除。

  3、責任:適用不同的處理原則

  (一)自行調整經營策略,自擔風險

  如上所述,疫情防控并未構成對合同履行的實質影響時,仍然應繼續履行。實踐中,受到疫情防控的影響,企業可能會自行調整經營策略,如酒店或餐廳客人減少,為進一步節省人力等成本,在沒有政府明確要求的情況下,酒店或餐廳也可能會自行決定暫停營業。在此情形下,企業調整經營策略的,不應適用情勢變更原則。

  如在(2007)桂民四終字第1號案中,上訴人(原審原告)租賃被上訴人(原審被告)的房屋用于酒店經營,在2003年初,由于“非典”事件的突然發生,使得包括原告經營的酒店在內的全國酒店行業受到巨大沖擊。同年4月,原告向被告及相關部門申請歇業,此后一直停業,給原告帶來巨大經濟損失,引起本案糾紛。二審法院判決認為,“非典”這一突發事件的發生,雖然給酒店業的經營造成一定的影響,但不能必然導致上訴人承租大廈經營酒店目的的落空,上訴人申請停業是其經營策略而非“非典”導致的必然結果。故“非典”對上訴人與廣升公司之間租賃合同的履行基礎不構成實質影響,不能成為可變更或解除租賃合同的情勢變更狀況。

  實踐中,需要判斷客觀情況屬于情勢變更還是商業風險。根據相關司法實踐,情勢變更的適用需具備以下要件:1、應有情勢變更的事實,即合同賴以存在的客觀情況確實發生變化。2、須為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所不能預見。3、情勢變更必須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即由除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意外事件所引起。4、情勢變更的事實發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畢之前。5、情勢變更使履行原合同顯失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4]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對于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十分謹慎,如果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確需在個案中適用的,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必要時還應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審核。[5]

  (二)構成情勢變更,依公平原則處理

  在疫情防控導致合同履行異常困難,但尚未達到不能履行的程度時,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特別是,政府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出臺相關政策,對合同履行造成實質影響時,可以適用該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審理的(2015)民提字第39號案可以作為參考。在該案中,正通公司與新東公司簽訂了一份合同,約定由正通公司負責建設新東公司鍋爐煙氣脫硫工程項目,合同簽訂后雙方開始履行合同,但2011年12月新東公司以國家計劃調整(根據[常政辦發(2012)4號],政府為防治大氣污染要求拆除燃氣鍋爐)為由單方面取消合同,正通公司起訴新東公司要求賠償相關損失。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雖然合同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并未明確規定政府政策調整屬于情勢變更情形,但是如果確實因政府政策的調整,導致不能繼續履行合同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然屬于合同當事人意志之外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形。因此,應該認定本案的情形屬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六條規定的情勢變更情形。”

  當事人依據情勢變更原則,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但合同變更或解除后的責任如何分擔?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2015)民提字第39號判決書中指出,“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并非僅僅解決是否應該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問題,在依據該規定解除合同時,如果合同當事人一方或雙方已經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那么無論是通過當事人協商還是通過法院裁判解決,都會涉及當事人已經發生的損失的處理問題。在當事人對于合同解除后的損失承擔問題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時,人民法院應該根據公平原則合理確定損失的處理。”

  具體而言,在調整尺度的價值取向把握上,人民法院仍應遵循側重于保護守約方的原則。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并非簡單地豁免債務人的義務而使債權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調整雙方利益關系。在訴訟過程中,人民法院要積極引導當事人重新協商,改訂合同;重新協商不成的,爭取調解解決。[6]

  在“非典”期間,最高人民法院也出臺了《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號文],其中明確規定:“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對一方當事人的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合同糾紛案件,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適用公平原則處理。”該規定實際上是肯定人民法院在處理“非典”導致的合同履行困難時,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原則。

  例如,在(2018)魯06民終268號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非典”疫情系不可預知的災害,上訴人李培艷承租的賓館停業,造成經濟損失是客觀存在的,并有西關居委會兩委成員簽字確認,該損失超出了市場風險的范圍,原審適用情勢變更原則適當減免部分租賃費,于法有據。與前述(2007)桂民四終字第1號案不同,在本案中萊州市公安局曾下發文件,從2003年4月份到10月份不準其他賓館接待客人,只準萊州賓館、商業大廈接待客人,對上訴人的經營產生了實質影響。法院依據情勢變更原則對責任進行分擔,充分考慮到了“非典”期間的政府政策。

  (三)構成不可抗力,法定免除責任

  疫情防控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是履行困難中最為嚴重的情形,可以適用不可抗力進行處理。部分企業在生產、貿易及物流等方面遭受嚴重影響,例如,政府限制市場活禽交易導致養殖企業無法進行交易,依據政府政策停工停產導致生產企業無法完成訂單,政府對交通進行管制導致貿易企業無法按期交付貨物等。在該等情形下,相關企業則可以主張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要求解除合同。例如,上述“非典”期間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法(2003)72號文”中也明確規定了可以適用不可抗力處理民事案件,即“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和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妥善處理。”

  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責事由,當事人可以主張全部或部分免除責任,例如免除工程延期導致的合同項下的處罰。在(2014)青民一終字第1069號判決書中,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認為:“通力公司與一建公司在合同中的約定,一建公司負責工程進度、工程質量等工作內容,通力公司負責勞務作業人員、施工機具等工作內容。通力公司雖然確實存在工程實際施工時間超出合同約定施工時間的情況,但工程的施工進度等均由一建公司負責,且涉案工程還有其他分包人并存在大量的一建公司施工人員簽字確認的設計變更,均是造成工期拖延的因素。此外,一審判決中所提到的2003年‘非典’對施工工期所造成的不可抗力的影響,亦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在一建公司不能證明通力公司存在提供勞務作業人員、施工機具等方面的問題而造成了工期拖延的情況下,一建公司主張通力公司拖延工期的處罰,不應得到支持。”

  受到疫情防控的影響,如果某些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有涉及不可抗力的規定,相關企業可以直接主張適用,例如:

  旅游行業。2020年1月25日,中國旅行社協會官方發布消息:全國旅行社及在線旅游企業暫停經營團隊旅游及“機票+酒店”產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旅游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0]13號)第十三條規定,“因不可抗力等不可歸責于旅游經營者、旅游輔助服務者的客觀原因導致旅游合同無法履行,旅游經營者、旅游者請求解除旅游合同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旅游經營者、旅游者請求對方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旅游者請求旅游經營者退還尚未實際發生的費用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水路、鐵路貨運行業。受到疫情防控期間的交通管制影響,水路、鐵路物流延期,貨物可能發生變質、損壞,承運人也可以適用不可抗力免除責任。《水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二十一條和《鐵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十八條均有規定,由于不可抗力造成貨物滅失、短少、變質、污染、損壞的,承運人不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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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企業可以采取的措施

  可以預見,隨著疫情防控的不斷深入,面臨合同履行困難的企業或將十分普遍。對于企業而言,可以及時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我們建議采取的措施如下:

  自行或者通過咨詢律師理清合同履行困難的相關事實,確認能否依法主張情勢變更或不可抗力減少損失。例如:(1)確定合同訂立的時間,若是在疫情發生之前簽訂的,則疫情是合同簽訂時無法預見的,可以主張適用情勢變更或不可抗力,反之則可能不適用;(2)確認是否有影響合同實質履行的相關政府政策,如有相關政府政策,則較為容易適用情勢變更或不可抗力,反之則可能較難;(3)確認在疫情防控之前是否有合同延遲履行的情形,遲延履行后發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責任。

  應當及時通知對方當事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條規定,當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應當及時通知對方,以減輕可能給對方造成的損失。主張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的,雖然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要求及時進行通知,但為促進合同的協商變更和解除,盡量減少損失,受到疫情防控影響的當事人一方應當及時通知對方當事人。

  準備不可抗力等相關證明。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適用不可抗力的,除了應當及時通知,還應當在合理期限內提供證明。2020年1月30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官方微信號發布通知,根據國務院批準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章程》的規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可以出具不可抗力證明。受疫情的影響,導致無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國際貿易合同的,相關企業可向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申請辦理與不可抗力相關的事實性證明。

  與對方當事人協商變更或解除合同。在出現合同履行困難甚至履行不能時,受影響的一方當事人可積極聯系對方,協商變更或解除合同,公平分擔疫情防控所造成的損失。2020年1月28日,萬達集團宣布,為配合加強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自2020年1月24日-2月25日期間,萬達商管集團將對各地所有萬達廣場的商戶的租金及物業費實行全免政策。作為房屋租賃合同履行困難的參考,其它受影響的類似企業也可以與企業所在地的出租方或物業進行溝通,協商是否可以減免疫情防控期間的房租。

  綜上,各類企業可根據疫情防控對其造成的具體影響,在關鍵時期靈活采取適當的措施減少損失。

  此外,可以期待,最高人民法院或將出臺類似于“非典”期間的“法(2003)72號文”的通知,指導法院和合同當事人處理疫情防控期間的合同糾紛。

  與此同時,我們也期待和關注各地政府能及時出臺相關扶持政策,幫助企業減少損失。例如,四川成都在“非典”期間出臺了《成都市人民政府關于對受“非典”影響較重行業實行政策性扶持的若干意見》(成府發[2003]37號文),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間,對相關企業的扶持性政策包括稅收減免、政府性基金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等。

  我們堅信,社會各界攜手并肩,一定能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注]

  [1]《民法總則》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款;《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

  [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六條。

  [3]崔建遠:《合同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115頁。

  [4]參考(2016)最高法民終224號、(2017)最高法民申3380號等案例。

  [5]詳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號)。

  [6]詳見《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的通知》(法發[2009]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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